【宝地 · 电影评论】《远去的牧歌》影评选编

  编者按

  《远去的牧歌》是电影创作史上第一部巨幕电影,日前,荣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作品奖。

  影片展现了哈萨克族牧民40年来的生活,讲述了牧民从游牧生活走向现代文明,迈向新生活的故事……

  该片在电影界获得高度评价,本版特选编一组《远去的牧歌》影评,以飨读者。

  《远去的牧歌》:民族心灵史的诗性书写

  由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《远去的牧歌》,是一部既荡气回肠又细腻生动、既展开宏大叙事又注重精雕细刻、既回望历史又面向未来、既观照现实又诗性书写的民族心灵史。

  它以高远的创作立意、独特的文化底蕴、深刻的美学追求、真诚的艺术态度,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,在精神高度、文化内涵、艺术价值上展现了题材电影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、重大题材电影的新可能、新空间、新境界。

  一是秉持正确历史观,深刻展示了时代变迁。

  《远去的牧歌》虽然具有强烈的诗性书写风格,但在诗性书写中呈现出来的,却是深刻的历史感。

  影片通过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冬、春、夏、秋四个季节的点状时间作为叙事点,通过哈萨克族牧民胡玛尔和哈迪夏两家人的矛盾及其化解展开故事,艺术地表现了哈萨克族传统游牧文化的衰落和以建设牧民新村、定居兴牧为标志的新时代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到来。

  影片既有浓烈的“乡愁”意识,对传统的逐水草而居、随季节转场的哈萨克族游牧文化这首“远去的牧歌”抱持一种符合历史逻辑的“爱与哀愁”,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,同时也有理性的历史眼光,对定居兴牧的新时代展现出拥抱的姿态,这同样符合历史逻辑。正是因为符合历史逻辑,所以观众既能理解影片中对“远去的牧歌”的恋恋不舍,更理解“新时代的牧歌”到来的历史必然。

  值得肯定的是,影片对哈萨克族传统游牧文化的反思,就像作为传统象征的胡玛尔老人所追问的:树没了鸟就不来了,鸟不来蝗虫就多了,蝗虫多了草就没了,草没了羊吃什么嘛?在这样带有终极意义的追问中,现代的生态文明观得到彰显。

  而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,既是哈萨克族牧民必须面对的,更是中国社会各个民族、各个领域、各个阶层必须共同面对的。正是在这一点上,使观众在为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历史巨变而感慨不已时,也对身处现代转型历史大潮中的自身有了进一步思考,从而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鸣。

  二是以“诗”写“史”,追求民族心灵史的诗意表达。

  写“史”的电影往往容易失之于“大”、失之于“糙”、失之于“硬”,而《远去的牧歌》却把“史”交给了“诗”,举重若轻、以小见大,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,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,将历史浸润到饱满的细节中、融化到真诚的诗意中、流淌在浓郁的真情中、生动在散文化的结构中,实现了“诗”与“史”的辩证统一和有机融合。

  从结构上说,影片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叙事蓝本,而是选取1980年的冬天、1990年的春天、2000年的夏天和2010年的秋天来支撑叙事,四个不同年代的不同季节有着深刻的象征意味,宛如这首“远去的牧歌”的四个乐章。这四个乐章虽然有着不同音色,但却保持着连贯的历史线索和情感线索,从而使得影片形散却神不散。

  从细节和诗意上说,比如,开场罕见的暴风雪,哈山的遇难隐喻了传统游牧文化即将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,而暴风雪中降生的博兰古丽,这个名字的意思为“风雪之花”,则隐喻了她将是游牧文化的新生力量和希望,这为后来博兰古丽考上大学、回乡建设牧民新村埋下伏笔。胡玛尔告别猎枪、老马、鹰、坠崖的儿子,隐喻了对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告别。

  转场时哈迪夏家毡房房顶那一窝燕子被移到拴马桩上,哈迪夏对燕子说:“我要走了,请原谅我。”孩子们对燕子的深情回眸,隐喻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赞颂和渴念。

  从画面经营上说,影片既展示令人惊叹不已的大美山川,也在这样的画面中注入了灵魂。影片开场巨大的暴风雪,不仅仅是自然景象的再现,更是对传统游牧文化将要受到巨大冲击的诗性隐喻。

  三是饱含深情,写出了历史大潮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。

  历史感也罢,诗性书写也罢,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,还是要通过人的命运来呈现。作为个体的人如何吟唱“远去的牧歌”,如何在“牧歌的远去”中扮演自己的角色,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。

  影片较为成功地塑造了时代变迁中个体的命运。胡玛尔和哈迪夏因为哈迪夏的丈夫哈山在暴风雪中遇难而结下矛盾,而在时代的“冬春夏秋”中交替的人生的“冬春夏秋”中,胡玛尔因为对哈山去世的歉疚而对哈迪夏关心照顾,哈迪夏也慢慢理解了胡玛尔,后来她让儿子把哈山用过的马鞭交给胡玛尔,象征她对胡玛尔的接受,最终两位老人并马走向牧民新村。两位老人感情的起承转合让人倍感温暖。

  羊皮别克的出场是作为胡玛尔和胡玛尔们的对立面、也就是传统的对立面出现的。从1990年的那个春天开始,羊皮别克开始收羊皮,甚至连死羊都不放过,这让胡玛尔极为反感。在接下来的叙事中,羊皮别克收羊毛、收虫草,干着被胡玛尔视为不务正业的活儿,与传统游牧文化格格不入,但却慢慢地发家致富。

  羊皮别克这个人物,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饱受质疑,也在质疑中走向成功。影片既反映了羊皮别克个人的命运,更为重要的是,通过这个人物的命运,折射了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。以博兰古丽为象征的新一代,通过考大学走向地理空间和价值空间的远方,新与旧的冲突从隐喻变为现实。博兰古丽出生于暴风雪中,在走向远方又回归故里的选择中,串起了历史与未来,植根传统的“风雪之花”面向新时代“绽放”。

  作为一部“艺术大片”,《远去的牧歌》将不会在观众的记忆中“远去”。

  (本文作者康伟,为中国艺术报总编辑)

  讴歌改革开放的优秀电影

  天山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《远去的牧歌》描写了哈萨克族牧民胡玛尔和哈迪夏两个家庭、三代人、四十年间的生活经历。

  转场是哈萨克族牧民传统游牧生活的一个标志性行为。当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哈萨克牧民成群结队、扶老携幼,用牛马驮起全部家当,赶着成群的羊、牛、马、骆驼与暴风雪奋勇搏斗,在高山峡谷中艰难穿行,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壮美,感受到人类的勇敢和智慧,也感受到人与自然既相矛盾又相依赖的复杂关系。影片通过描写4次“转场”过程,真实而细腻地刻画了改革开放40年来哈萨克族人告别游牧、走向定居的历史进步和心路历程。

  影片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,运用散文化的叙事方式和富有诗意的电影语言,营造出作品的纪录风格和史诗风格。编导精心选择了许多富有特征的生活细节,塑造出胡玛尔、哈迪夏、博兰古丽、羊皮别克等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形象。这些人物命运的改变,有力地说明了改革开放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、改变人们生活方式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意义。因此,我们说《远去的牧歌》是一部讴歌改革开放的优秀电影作品,天山电影制片厂把它作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献礼影片,是名副其实的。它在给予我们审美愉悦的同时,也启发我们对生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。

  《远去的牧歌》肯定社会发展、生活前进是历史的必然趋势。影片以胡玛尔老人为代表描写了人们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和依恋,但是历史向前的脚步是无法阻挡的。影片还告诉我们,在从传统生活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,必须保护生态环境,保持人和自然的平衡与和谐统一。人类对文明的追求实际上反映了人企图征服自然、改造自然的一种欲望,而这种欲望无节制就会破坏环境、给人类带来灾难。正如影片中哈迪夏老人所说的,树没了鸟就不来了,鸟不来蝗虫就多了,蝗虫多了草就没了,草没了羊吃什么嘛?这是影片昭示的一个朴素的真理。

  影片还提醒我们尊重生命。风雪交加中博兰古丽的诞生,春雨泥潭里小牛犊的出世,转场途中孩子们对安置在拴马桩上一窝小燕子的回望,还有胡玛尔老人在定居之前将心爱的苍鹰和老马放归大自然……这些都是影片中特别富有诗意、寄寓深情的篇章。无论动物还是人,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。只有珍视生命才会让人们生活得更加文明、自由、幸福。

  (本文作者张思涛,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会长)

  富有民族特色的电影精品

  改革开放40年,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,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也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《远去的牧歌》,真实地反映了哈萨克族牧民40年生活变迁,热情讴歌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果。

  《远去的牧歌》故事编写得很巧,短短的90分钟里,用1980年、1990年、2000年、2010年的冬、春、夏、秋四次大规模的牧民转场,通过胡玛尔、哈迪夏两个家庭展开故事。40年风风雨雨,他们之间既有恩怨,也有相依相伴,表现了时代进步和牧民生活变迁。

  影片精心设计了在风雪交加的转场途中,胡玛尔的儿媳产下女儿博兰古丽,这个小生命不仅给胡玛尔的家庭带来了生机和希望,也别具匠心地贯穿始终。2000年那个夏天的转场,博兰古丽考上了大学,和哈迪夏的长孙里亚斯相爱。到了2010年那个秋天的转场,博兰古丽成了大学生村官,跟里亚斯结了婚,生了孩子,在政府的支持下,兴建了生活设施齐备的牧民新村,带领牧民告别了多年的游牧生活,“转场”到新的定居点。影片艺术地歌颂了改革开放,这是编导和主创人员的高明之处。

  影片的“巧”还表现在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把握上,没有用新与旧、传统与现代这样的概念去褒贬哪一种文化,而是去“展示”不同的文化魅力,即使对羊皮别克这个满脑子“生意经”和“发财经”的商人,胡玛尔对他有所不满,甚至要赶他走,但影片也没有褒贬他的对错,因为羊皮别克代表市场经济,给草原上的牧民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。

  这又是一部很“纯”的民族题材电影,纯粹、纯真、纯朴,民族特色非常浓郁。演员全部是哈萨克族非职业演员。扮演胡玛尔的海拉提,是一位民族语译制配音演员,曾参演过《会唱歌的土豆》《带上我的冬不拉》等影视作品。扮演哈迪夏的马尔江,是文工团的一位主持人,曾参演过电影《美丽家园》《永生羊》等影视作品。其他演员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参加电影拍摄,且从事与影视无关的工作。但是他们熟悉哈萨克族牧民生活,本色出演,演得很认真、很投入,特别是海拉提把胡玛尔扮演得惟妙惟肖,中年时当队长带领大家战胜风雪时的果敢刚毅,老年时对草原的依恋,都把握得比较到位,脸上的皱纹写满了沧桑,仿佛都能读出镌刻在皱纹上的文字。

  影片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“美”。人与自然,人与动物,都拍得很唯美感人。影片开头,暴风雪肆虐,胡玛尔带领牧民转场,上万峰骆驼以及羊、马等牲畜,在风雪中艰难前行,场面之大,令人震撼。雅玛图达坂怪石嶙峋、陡峭惊险,春夏牧场一望无际大草原的秀美,秋季转场时现代化的运输车队尘土飞扬,青年男女在草原上策马奔驰的剪影,两位老人手牵手走进落日的意境……都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
  影片中的动物很多,牛、羊、马、骆驼都与牧民同迁徙、共命运,而最有灵性的是胡玛尔的那只鹰。这只鹰一直跟随胡玛尔,可以说与胡玛尔相依为命。影片中有不少近景、特写,仰拍这只鹰的镜头,或以这只鹰的视角俯瞰大地,都特别有意境而又有寓意。影片的结尾,牧民们进城定居,鹰失去了“游牧”的生存依托,胡玛尔试图用饥饿的方法,让鹰去寻食,逼鹰离开,去寻找属于它的世界,鹰却依恋主人,不愿飞离。

  还有那窝小燕子的镜头,真是神来之笔。春天转场那段戏,胡玛尔要组织牧民转到夏季牧场,却迟迟不见哈迪夏一家拆毡房。原来哈迪夏家的毡房上有一窝张着小嘴、嗷嗷待哺的小燕子,哈迪夏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胡玛尔当机立断,用刀把燕子窝从毡房上轻轻割下,小心翼翼地安放在路边的拴马桩上。转场时,大家依依不舍地看着这窝小燕子,特别是少年博兰古丽眼含泪水,回眸微笑,让人感动得禁不住流泪。这部电影,也是人与自然、人与动物,包括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一曲赞歌。

  为了精心打造这部史诗般的电影,摄制组用了两年时间,先后拍摄了冬、春、夏、秋四季转场不同季节的美丽景色,画面美如油画,又非常有地域特色。冬季转场那场戏,摄制组调用了当地11个村的2万多头(只)牛、羊、马和骆驼,6台摄影机和两架遥控飞机同时在风雪中实景拍摄,完成了十分震撼、令人叫绝的雪灾和转场的宏大场面。这部影片从创作到拍摄花费了三四年时间,这在当下略显浮躁的创作环境中,难能可贵。

  功夫不负有心人,这样一部精心打磨的优秀电影,将以精良的制作、精深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呈现,载入中国电影的史册。

  (本文作者马维干,为中国电影家协会、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)

  诗情画意“演”变迁

  天山电影制片厂凝心聚力奉献的电影《远去的牧歌》,展现哈萨克族人在国家“退耕还林,退牧还草”的生态大战略引导下,走向定居的牧民新村,揭示了社会进步这一重大主题,为题材电影创作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  首先,该片是一个创作目的明确的作品,那就是艺术再现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进步。对这样一部带着高目标的作品,影片选取了一个独特视角,力避空洞说教的语言,以富有冲击力的视觉画面、诗意化的影像风格、史诗样式的叙事基调,从一个哈萨克族村落生活方式的变迁,从人类生存文明演进的角度来呈现社会进步的内涵,无疑提高了作品的格局。

  当然,对于游牧生活,影片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去表现。从人类文明的进程角度来看,数千年的积淀、孕育,使游牧文化凝聚了丰厚的人类文明和生存智慧。

  所以,虽然影片用寒冷的冬季展示游牧生活的风险与不易,但对游牧生活丰富多彩的一面,影片也给予了足够的篇幅充分展示。特别是在春夏两季、两个章节,影片花了大量笔墨去展示翠绿的山林、广袤的草原、怒放的鲜花,渲染宜人的季节给人带来的欢愉心情,以及茂盛的青草给牛羊驼群提供丰沛的营养,唤起牧人对未来生活的希望。

  同时,积极地书写人与环境的关系,告诉观众,游牧是一种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,牧人跟随四季的变化,不断地迁移居住地,逐水草丰美之地为家,这种顺应天然、择时择地而居的方式,将人与自然紧紧地包裹在一起。

  影片还展现了史诗格局。它以40年的跨度,冬春夏秋的季节轮回,展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史。这种呈现,有历史意义和社会认知价值,尤其是在“牧歌”远去之后,为观众呈现游牧时期的生活方式、生活细节和生活状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。影片通过历史考证和民俗研究,再现游牧时期的一些民间仪式和生活细节,弥足珍贵。暴风雪肆虐的游牧迁徙途中,突遇孕妇临产,跪伏成圈的骆驼,顶起的帐篷在漫天飞雪中为孕妇和新生儿撑起一个庇护所,凸显仪式感的镜头语言增加了这种场面的庄严和温暖。若不是影片加以艺术再现,观众很难看到这样的场景。

  比如庆典仪式、诺鲁孜节、草地舞会、婚礼场景、孩子的学步礼、胡玛尔吹奏的民族乐器斯布孜格、驯养山鹰的要领,还有地锅烤馕、酿制奶酪等哈萨克族日常生活细节,都十分考究地予以影像呈现,全方位地展示了哈萨克族游牧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正像影片的片名所述,“牧歌”虽已远去,但影片通过细致而认真的生活细节呈现,向观众展示了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方式,具有极强的人文价值和文献价值。

  影片在详陈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之外,叙事中也藏而不露地反映了社会变化。上世纪80年代的游牧村落已经有了广播站,当时人们出行主要靠的是马匹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后,T恤衫、牛仔裤取代了传统的民族服装,穿在了年轻人身上。他们还用上了手机。在交通工具方面,摩托车驰骋在草原,先富起来的羊皮别克开上了汽车,做边贸生意可以赚钱的风声,撩动着牧民的心。胡玛尔觉得不可想象的离婚,竟也发生在了身边人身上,让他感到人心不古。胡玛尔的孙女博兰古丽,在冬天的大雪中诞生,在春天成长,在夏季她考上了大学,在秋季的收获季节,她作为大学生村官回到家乡,说服爷爷接受时代变化,结束游牧生活。博兰古丽的成长线勾勒出草原新生一代的生命轨迹,进而让影片形成了时代流动感。

  立足时代潮流,讲述故事,展示社会进步,阐发人文情怀,《远去的牧歌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。

  (本文作者王海洲,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)

  (图片由天山电影制片厂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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